该笑话通过历史人物休谟的自嘲式反讽制造了双重反转效果。首先用哲学家的身份否定世界充满敌意的观点，随后用具体举例自我拆台——辉格党、托利党、基督徒恰恰是18世纪英国最具对立性的三大群体，暗示自己其实树敌无数。这种表面谦逊实为高级凡尔赛的表述，既展现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冷幽默，又通过历史背景与当代听众产生认知差形成笑点。语言节奏把控精准，前段构建严肃语境，结尾突然降维到具体派系争斗，符合'三翻四抖'的喜剧结构。对宗教、政治议题的冒犯性被历史距离弱化，在安全范围内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处境的荒诞解构。